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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精神分析家与作家(1901–1981)
雅克·马里·埃米尔·拉康(法语:[ʒak maʁi emil lakɑ̃];1901年4月13日—1981年9月9日),法国精神分析家、精神病学家。拉康被形容为“自弗洛伊德以降最具争议的精神分析家”,[1] 他于1952年至1980年间在巴黎举办年度研讨班,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后结集为《著作集》(Écrits)出版。1953年至1980年研讨班的讲稿誊录亦相继出版。他的工作对欧陆哲学及文化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遍及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和电影理论等领域,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精神分析实践本身。
拉康讨论了弗洛伊德概念的全部谱系,强调弗洛伊德思想中的哲学维度,并将源自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的概念应用于自身工作,进而以谓词逻辑和拓扑学加以增补。这一新方向的开拓,加之在临床实践中引入富有争议的创新,导致拉康及其追随者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开除。[2] 随后,拉康着手建立新的精神分析机构以推进和发展其工作,并宣称其事业旨在“回到弗洛伊德”,以此对抗心理学界及建制化精神分析中盛行的、将弗洛伊德观念调适于社会规范的诸种倾向。
| 雅克·拉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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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 雅客·拉康 |
| 出生-死亡 | 1901年4月13日—1981年9月9日 |
| 国籍 | 法国 |
| 职业 | 精神分析学家 |
拉康出生于巴黎,是埃米莉与阿尔弗雷德·拉康三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肥皂与油料销售商。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弟弟于1929年进入了一所修道院。1907年至1918年间,拉康就读于巴黎天主教的斯坦尼斯拉斯中学。对哲学的兴趣使他倾心于斯宾诺莎的著作,其后果之一便是他放弃了宗教信仰,转向无神论。此事曾在家庭内部引发紧张关系,他也为自己未能说服弟弟走上不同道路而感到遗憾;但到1924年,他的父母已迁居布洛涅,而他则独自住在蒙马特的寓所中。[3]: 104
1920年代初期,拉康积极投身于巴黎的文学与艺术先锋派运动。他结识了詹姆斯·乔伊斯,并曾亲临巴黎那家书店,在《尤利西斯》于1922年出版前不久,见证了该书部分段落的首次法语和英语朗读。[4] 他也曾与夏尔·莫拉斯会面,并欣赏后者的文学风格,偶尔还会参加“法兰西行动”(莫拉斯是该组织的主要理论家)的集会,[3:1]: 104 尽管他后来对该组织持高度批判态度。
1920年,拉康因身体过于瘦弱而被拒绝服兵役,随后进入医学院学习。1927年至1931年间,他在巴黎大学医学院完成学业后,专攻精神病学,先后师从圣安娜医院(服务于巴黎市中心的主要精神病院)的亨利·克劳德、警察局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加埃唐·加蒂安·德·克莱朗博,以及亨利-鲁塞尔医院。[5]: 211
拉康参与了1930年代的巴黎超现实主义运动,与安德烈·布勒东、乔治·巴塔耶、萨尔瓦多·达利和巴勃罗·毕加索等人交往。[6] 他曾一度担任毕加索的私人心理治疗师。他参加了玛丽丝·舒瓦西创办的“Psyché”运动,并在超现实主义刊物《米诺陶》上发表文章。前拉康派分析师兼传记作者迪伦·埃文斯解释道:“[拉康]对超现实主义的兴趣早于他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并推测“或许拉康从未真正抛弃他早期的超现实主义共鸣,即那种将疯狂视为‘痉挛之美’的新浪漫主义观点,以及对非理性的礼赞。”[7] 翻译家兼历史学家大卫·梅西写道:“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年轻的拉康而言……[他]同样分享超现实主义者对丑闻和挑衅的趣味,并将挑衅视为精神分析本身的一个重要元素。”[8]
1931年,在圣安娜医院的第二年结束后,拉康获得了法医资格证书,成为一名持证司法精神病学家。次年,他以论文《论偏执型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获得国家医学博士学位。[9][5:1]: 21 [a] 该论文的发表在当时法国精神分析界并未立即产生影响,但在拉康所处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与艺术家圈子中却获得了赞誉。在拉康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间唯一一次有记录的通信中,拉康将一份论文副本寄给了弗洛伊德,后者以一张明信片告知已收到。[5:2]: 212
拉康的论文基于对多位患者的观察,并以一位他称之为“艾梅”的女性患者为主要焦点。通过详尽重构她的家族史与社会关系,拉康在此基础上对她偏执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这既表明了他对传统精神病学的不满,也显示出弗洛伊德对他思想的日益影响。[10] 同样在1932年,拉康在《法国精神分析评论》上发表了弗洛伊德1922年文本《关于嫉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的译文。1932年秋,拉康开始接受鲁道夫·勒文斯坦的训练性分析,这段分析持续至1938年。[11]
1934年,拉康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候选会员。1936年,他开始私人精神分析执业,同时仍在圣安娜医院接诊患者,[3:2]: 129 同年,他在马里恩巴德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大会上提交了他的第一篇分析报告,主题为“镜像阶段”。大会主席欧内斯特·琼斯在报告结束前便终止了演讲,因为他不愿延长拉康所规定的发言时间。拉康深感受辱,遂离开大会前往观看柏林奥运会。此次演讲的原稿未能留存,因为拉康决定不将文本提交给会议论文集出版。[12]
拉康参加了科耶夫于1933年至1939年间开设的关于黑格尔的讲座,这些讲座尤其聚焦于《精神现象学》及主奴辩证法,对他后来的工作具有塑造性影响,[5:3]: 96–98 最初体现于他镜像阶段理论的建构中,而这一理论也受惠于亨利·瓦隆关于儿童发展的实验研究。[3:3]: 143
正是瓦隆向拉康约稿,撰写了他战前时期的最后一篇重要文本,作为1938年《法兰西百科全书》中题为“家庭”的条目(1984年以《个体形成中的家庭情结》为题再版,巴黎:Navarin出版社)。1938年也是拉康正式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正式会员的一年,尽管此举遭到许多资深会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对拉康以哲学术语重塑弗洛伊德理论的做法不以为然。[3:4]: 122
拉康于1934年1月与玛丽-露易丝·布隆丹结婚。1937年1月,他们迎来了三个孩子中的第一个,女儿卡罗琳。儿子蒂博于1939年8月出生,女儿西比勒于1940年11月出生。[3:5]: 129
由于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巴黎精神分析学会解散。拉康被征召入伍,在巴黎圣宠谷军医院分期服役,同时继续其私人精神分析执业。1942年,他搬入里尔街5号的公寓,在此居住直至去世。战争期间,他没有发表任何著作,转而研习中文,并获得了东方语言专门学校的学位。[3:6]: 147 [13]
战前便已形成的一段关系中,西尔维娅·巴塔耶(本姓马克莱斯),即其友人乔治·巴塔耶分居的妻子,成为了拉康的情人,并于1953年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战争期间,由于西尔维娅是犹太人,面临被驱逐的威胁,这要求她居住在未被占领的地区,从而使两人的关系复杂化。拉康亲自与当局交涉,获取了详述她家庭出身的文件,并将其销毁。1941年,他们的孩子朱迪思出生。她保留了巴塔耶这个姓氏,因为拉康希望将离婚的公告推迟到战后。[3:7]: 147
战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恢复了集会。1945年,拉康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五周的学术考察,在那里会见了英国分析师欧内斯特·琼斯、威尔弗雷德·比昂和约翰·里克曼。比昂关于团体的分析工作对拉康产生了影响,促成了他后来对研究小组的强调,将其视为推进精神分析理论工作的一个结构。他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题为《英国的精神病学与战争》(《精神病学演进》第1期,1947年,第293–318页)。
1949年,拉康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大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镜像阶段的新论文,题为《镜像阶段作为“我”之功能的形成者,如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同年,他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培训委员会撰写了《教学委员会教义》,制定了候选人培训的规程。[5:4]: 220–221
1951年,随着在吉特朗库尔购置一座乡间别墅,拉康建立了一个周末工作、休闲——包括举办奢华的社交聚会——以及存放其庞大藏书的据点。他的艺术收藏包括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他将这幅画藏于书房,以一块可移动的木屏风遮挡,屏风上绘有艺术家安德烈·马松对该画作的抽象再现。[3:8]: 294
1951年,拉康开始在巴黎举办私人性质的每周研讨会,他将其描述为“回到弗洛伊德”的开端,旨在通过阅读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来重新阐述弗洛伊德的学说。1952年,这些研讨会成为圣安娜医院的一个私人研讨班,拉康在此担任顾问精神科医生。自1953年转为公开以来,拉康长达27年的研讨班对巴黎文化生活、精神分析理论及临床实践均产生了深远影响。[3:9]: 299 这些研讨班的誊录后来以《雅克·拉康研讨班》丛书出版。[14]
1953年1月,拉康当选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同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一项针对他的正式动议获得通过,批评他放弃标准分析时长而采用可变时长,拉康随即辞去主席职务。随后,他与一些同事退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组建了法国精神分析学会。[5:5]: 227 此事的一个后果,是最终导致这个新团体被剥夺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资格。
受到“回到弗洛伊德”的号召及其报告《精神分析中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所受认可的鼓舞,拉康开始结合当代哲学、语言学、民族学、生物学和拓扑学重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1953年至1964年间,他在圣安娜医院举办研讨班并报告患者病史。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收录于《著作集》中的那些文本,该文集于1966年首次出版。在其第七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拉康界定了精神分析的伦理基础,并提出了他“属于我们时代的伦理学”——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这种伦理学将证明其足以应对现代人的悲剧和“文明及其不满”。该伦理学的根源是欲望:分析唯一的承诺是严峻的,是“进入我”(法语中“l’entrée en je”与“l’entrée en jeu”[进入游戏]构成文字游戏)。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它我曾在之处,我必在那里生成”(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在此处,分析者以其绝对赤裸的方式发现其欲望的真相。精神分析的终结蕴含着“欲望的净化”。他捍卫三个论断:精神分析必须具有科学性地位;弗洛伊德的观念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主体、知识与欲望等概念;分析领域是唯一能够质疑科学与哲学之不足的场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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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2年开始,为确定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地位,进行了一场复杂的谈判。拉康的实践(及其富有争议的不定时长分析)以及他对精神分析正统的批判立场,导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于1963年8月设定条件,即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注册须以将拉康从该学会分析师名单中除名为前提。[16] 随着法国精神分析学会于1963年11月决定接受这一要求,拉康实际上被剥夺了主持训练性分析的权利,因而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机构,以容纳众多希望继续跟随他进行分析的候选人。1964年6月21日,他在一份“建校法案”[17]中创立了后来被称为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机构,“带走了第三代中的众多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莫德和奥克塔夫·曼诺尼、塞尔日·勒克莱尔……以及让·克拉弗勒尔”。[18]: 293
在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路易·阿尔都塞的支持下,拉康被任命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讲师。1964年1月,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迪萨纳厅开设了关于《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的研讨班。面对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追随他而来的同行听众,拉康开始系统阐述自己独特的精神分析进路。他的讲座也吸引了众多巴黎高师的学生。他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划分为三个部门:纯粹精神分析部(涉及理论的培训与精研,已完成分析但未成为分析师者可参与);应用精神分析部(涉及治疗与临床,欢迎尚未开始或尚未完成分析的医生参加);以及弗洛伊德场域清查部(涉及精神分析文献的批判以及分析与相关或邻近科学间理论关系的考察)。[19] 1967年,他创立了“通过”(la passe)程序,并于次年在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成员投票通过后被写入章程。
1966年,拉康的文集《著作集》出版,由雅克-阿兰·米勒编纂并附以概念索引。该书由享有盛誉的瑟伊出版社印行,《著作集》的出版极大地提升了拉康在更广泛公众中的声望。出版的成功导致该书于1969年再版为两卷本。
到1960年代,至少在公众心目中,拉康已与法国的极左翼联系在一起。[20] 1968年5月,拉康表达了对学生抗议活动的同情,随之而来的是其追随者在万塞纳大学(巴黎第八大学)设立了一个心理学系。然而,拉康在1971年关于革命政治理想的明确评论,在他某些追随者的行动与他自身“反抗”风格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界限。[21]
1969年,拉康将他的公开研讨班迁至先贤祠法学院,在那里继续讲授分析理论与实践,直至其学派于1980年解散。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拉康继续着他广受追随的研讨班。在此期间,他发展了男性享乐与女性享乐的概念,并更加强调“实在界”作为“象征秩序”中不可能之矛盾点的概念。拉康继续广泛借鉴不同学科,与程抱一[22][23] 就中国古典文学密切合作,并与雅克·奥贝尔[24] 就詹姆斯·乔伊斯的生活与创作密切合作。《著作集》(以节译本形式)被译成德语和英语,日益成功,这为他带来了前往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讲学邀请。他于1975年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演讲。[25]
衰弱的健康状况使拉康难以承担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的全年度研讨班的要求,但他的教学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的最初一年。在1980年1月解散其学派——巴黎弗洛伊德学派之后,[26] 拉康前往加拉加斯,于7月12日创立了弗洛伊德场域研究所。[27]
《加拉加斯会遇序言》成为拉康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最后写于1981年春的文本,是关于新成立的弗洛伊德场域研究所的简短制度性文件。
拉康于1981年9月9日逝世。[28]
主条目:回到弗洛伊德
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强调重新关注弗洛伊德的原始文本,其中包含了对自我心理学的激进批判,而“拉康与客体关系精神分析的论争”[29]: 25 则是一件更为低调的事。在此,他试图“将合法属于它的经验资本重新归还给客体关系这一概念”,[30] 这一工作建立在被他称为“梅兰妮·克莱因那犹疑但克制的工作之上……通过她,我们得以认识由母亲身体的意象所构成的想象性原初围合的功能”,[31] 同时也建立在“由D. W. 温尼科特引入的过渡客体这一概念之上……该概念是解释恋物癖起源的一个关键点”。[32] 尽管如此,“拉康系统地质疑了那些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日益且几乎排他性地聚焦于儿童早期与母亲关系的那些精神分析发展……即前俄狄浦斯或克莱因式的母亲”;[33] 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重新阅读——“典型的是,拉康坚持认为,他的回到弗洛伊德提供了唯一有效的模型”[34]——构成了这一对抗策略的基本概念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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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认为,弗洛伊德关于“口误”、玩笑和释梦的观念,都强调了语言在主体自身建构中的能动作用。在《无意识中文字的动因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中,他提出“精神分析经验在无意识中发现了语言的整个结构”。他解释道,无意识并非与有意识的、语言性的自我相分离的某种原始的或原型的心灵部分,而是一种与意识本身同样复杂且结构精巧的构型。拉康常与“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这一观点相关联,但这句话首次在他著作中出现时,[35] 他澄清说,他的意思是无意识和语言都是被结构的,而非二者共享同一结构;并且,语言的结构使得主体未必能被等同于言说者。其结果便是,自我被剥夺了任何可在创伤或身份危机后得以“恢复”的参照点。
安德烈·格林反对道:“当你阅读弗洛伊德时,这个命题显然一刻也站不住脚。弗洛伊德非常明确地将无意识(他说无意识由物表象构成,别无其他)与前意识对立起来。与语言相关的东西只能属于前意识。”[29:1]: 5n 弗洛伊德在其元心理学中确实将“词表象与物表象……无意识表象仅仅是物表象”[36] 进行了对照。然而,迪伦·埃文斯在其《拉康派精神分析词典》中,“……与那些像安德烈·格林一样质疑无意识之语言维度的人持不同意见,他强调拉康在弗洛伊德关于物表象的论述中对‘das Ding’(物)与‘die Sache’(事物)的区分”。[29:2]: 8n 格林对拉康的批评还包括指控其智识上的不诚实,他说:“[他]欺骗了所有人……回到弗洛伊德只是一个借口,它仅仅意味着走向拉康。”[37]
主条目:镜像阶段
拉康对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正式贡献是镜像阶段,他将其描述为“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我’之功能的形成者”。到1950年代初,他开始将镜像阶段视为不仅仅是婴儿生命中的一个时刻;相反,它构成了主体性之恒常结构的一部分。在“想象界”中,主体自身的形象永久地捕捉并迷住了主体。拉康解释道:“镜像阶段是一个我赋予其双重价值的现象。首先,它具有历史价值,因为它标志着儿童心理发展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其次,它典型地例示了一种与身体形象的本质性力比多关系。”[38]
随着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其重点不再那么落在历史价值上,而更多地落在结构价值上。[39] 在其第四期研讨班《客体关系》中,拉康指出:“镜像阶段远非仅仅是在儿童发展中出现的现象。它例示了二元关系的冲突性本质。”
镜像阶段描述了自我经由对象化过程而形成,自我是人所感知的视觉外观与其情感体验之间冲突的产物。这种认同就是拉康所谓的“异化”。六个月大的婴儿仍然缺乏身体协调能力。儿童能够在获得对其身体运动控制之前就认出镜中的自己。儿童将其镜中形象视为一个整体,这一形象的综合产生了一种与缺乏协调性的身体(被感知为碎裂的身体)形成对比的感觉。儿童最初将这种对比体验为与自身形象的竞争,因为形象的完整性以其碎裂威胁着儿童——因此,镜像阶段在主体与形象之间引发了一种攻击性的张力。为了解决这种攻击性张力,儿童认同于该形象:这种与对应者的原初认同形成了自我。[39:1] 拉康将这一认同的时刻理解为一个欢欣的时刻,因为它导致了一种想象性的掌控感;然而,当儿童将自身岌岌可危的掌控感与母亲的全能相比较时,一种抑郁反应可能伴随欢欣而来。[40]
拉康将镜像称为“矫形性的”,因为它引导儿童去预期克服其“出生时真实的特定早熟性”。身体被视为整合且完整,与儿童对运动无能的实际体验及其身体为碎裂的感觉相对立,这诱发了一种从“不足到预期”的运动。[41] 换言之,镜像启动,然后像拐杖一样,辅助着自我整合感形成的过程。
在镜像阶段,一种“误认”构成了自我——“我”(moi)通过引入一个想象维度到主体之中而使自身异化。由于抱着婴儿的成人形象在场,镜像阶段也具有一个重要的象征维度。在欢欣地将形象认作自己的之后,儿童转头朝向这位代表着大他者的成人,仿佛召唤成人来认可这一形象。[42]
主条目:他者
弗洛伊德使用“他者”这一术语,指涉 der Andere(他人)和 das Andere(他性),而拉康则(受亚历山大·科耶夫研讨班的影响)以一种更接近黑格尔哲学的方式来理论化他异性。
拉康经常使用一种代数符号系统来表述其概念:大他者(l’Autre)被标记为 A,小他者(l’autre)则被标记为 a。[43] 他断言,对这一区分的意识对于分析实践至关重要:“分析家必须深谙A与a之间的差异,以便他能将自己置于大他者而非小他者的位置”。[39:2]: 135 迪伦·埃文斯解释道:
小他者并非真正他异的他者,而是自我的一种反映与投射。埃文斯补充说,正因如此,符号 a 在L图式中可以同时代表小他者和自我。[44] 它既是对应者又是镜像。因此,小他者完全铭刻在想象界之中。
大他者标示着根本的他异性,一种超越了想象界虚幻他性的他者性,因为它无法通过认同而被同化。拉康将这种根本的他异性等同于语言和法则,因此大他者铭刻在象征界之中。事实上,大他者就是象征界,就其对于每个主体被具体化而言。因此,他者既是另一个主体,在其根本的他异性和不可同化的独特性中,又是中介着与该他者主体关系的象征秩序。”[45]
对拉康而言,“大他者首先必须被视为言语在其中被构成的一个位点”,因此,作为另一个主体的他者在次一级的意义上,次于作为象征秩序的他者。[46] 只有当某个主体占据这一位置并由此为另一个主体体现他者时,我们才能在次一级的意义上谈论作为主体的他者。[47]
在论证言语既非起源于自我也非起源于主体,而是起源于他者时,拉康强调言语和语言超出了主体的有意识控制。它们来自另一个地方,意识之外——“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48] 当他者被构想为一个位点,拉康援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位置概念,其中无意识被描述为“另一个场景”。
“对儿童而言,首先占据大他者位置的是母亲”,迪伦·埃文斯解释道,“是她在接收儿童原初的哭喊,并回溯性地将它们认可为特定的信息”。[39:3] 当儿童发现这位他者并非完整,因为他者中存在着一种“欠缺”(manque)时,阉割情结便形成了。这意味着在他者所构成的能指宝库中,总是缺少一个能指。拉康通过在符号A上划一斜杠来图示化地表现这一不完整的他者;因此,被阉割的、不完整的他者的另一个名称是“被划杠的他者”。[49]
主条目:阳具
女性主义思想家们既运用也批判了拉康的阉割与菲勒斯概念。诸如阿维塔尔·罗内尔、简·盖洛普[50] 和伊丽莎白·格罗兹[51] 等女性主义者,将拉康的著作解读为为女性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拉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分析为理解性别偏见和强加的角色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而其他女性主义者,最著名的是露丝·伊里加蕾,则指责拉康维持了精神分析中的性别歧视传统。[52] 对伊里加蕾而言,菲勒斯并不以其在场或缺席来定义单一的性别轴心;相反,性别有两个积极的极点。与伊里加蕾相似,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批判拉康的阉割概念时,将菲勒斯与处女膜以一种交错法加以讨论,认为二者既是一者又是他者。[53][54]
主条目:博洛米结
拉康认为心理功能发生在一个普遍的母体内部。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是这个母体的属性,它们构成了每一种心理功能的组成部分。这并不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因为在弗洛伊德的模型中,某些功能发生在心灵的不同组成部分之内,而拉康则认为所有三界都是每一种功能的组成部分。拉康在数十年间不断细化其关于这些界域的概念,导致他的著作中出现了一些不一致之处。他最终增加了第四个组成部分:圣状(sinthome)。[55]: 77
主条目:想象界
想象界是形象与想象的领域。这一秩序的主要幻象是综合、自主、二元性和相似性。拉康认为,在镜像阶段中自我与反映出的形象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意味着自我和想象界本身都是根本异化的场所:“异化是想象界的构成性因素”。[56] 这种关系同时也是自恋性的。
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拉康论证说,象征秩序结构着想象界的视觉领域,这意味着它包含了一个语言维度。如果说能指是象征界的基础,那么所指和意指过程则属于想象界的范畴。语言具有象征和想象的涵义——在其想象方面,语言是“语言的墙壁”,它颠倒和扭曲了他者的话语。然而,想象界植根于主体与其自身身体(身体形象)的关系中。在《恋物癖: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中,拉康论证说,在性的层面,想象界显现为性展示和求爱。
就与分析师认同是分析的目标而言,拉康指责主流精神分析学派将精神分析的实践化约为想象界。[57] 相反,拉康提议运用象征界来解除想象界那些造成障碍的固着——分析师将形象转化为语言。“运用象征界”,他论证道,“是分析过程穿越认同层面的唯一途径”。[58]
主条目:符号界
在其第四期研讨班《客体关系》中,拉康论证说,“法则”和“结构”的概念离开了语言是无法设想的——因此,象征界是一个语言维度。然而,这一秩序并不等同于语言,因为语言也涉及想象界和实在界。在象征界中,语言所特有的维度是能指的维度——即,一个其中元素不具有实证性存在、而是凭借其相互之间的差异而被构成的维度。
象征界也是根本他异性——即大他者——的领域;无意识是这位他者的话语。它是俄狄浦斯情结中调节欲望的法则的领域。象征界是与自然性的想象秩序相对立的文化领域。作为象征界中的重要元素,死亡和欠缺(manque)的概念共同合谋,使得快乐原则成为与“物”(德语 das Ding an sich)之间的调节者,而死亡驱力则“凭借重复超越了快乐原则”——“死亡驱力只是象征秩序的一个面具”。[43:1]
通过工作在象征秩序之中,分析家能够使接受精神分析者的主体位置产生变化。这些变化将产生想象性的效果,因为想象界是由象征界所结构的。[39:4]
主条目:实在界
拉康的实在界概念可追溯至1936年及其关于精神病的博士论文。这是一个当时流行的术语,尤其为埃米尔·梅耶森所用,他将其称为“一种本体论的绝对,一个真实的自在之物”。[39:5]: 162 拉康于1953年回归到实在界这一主题,并持续发展它直至去世。对拉康而言,实在界并非现实的同义词。实在界不仅与想象界相对立,也外在于象征界。与后者由对立(例如在场/缺席)构成不同,“实在界中没有缺席”。[43:2] 象征界的对立“在场/缺席”意味着某物可能从象征界中缺失,而“实在界则总是在其位置上”。[58:1] 如果说象征界是一组差异化的元素(能指),那么实在界本身则是未分化的——它毫无裂隙。象征界在意义生成过程中引入了“实在界中的一个切口”:“是语词的世界创造了事物的世界——事物原本在生成过程的‘此时此地’之全体中是混沌未分的”。[59] 实在界是语言之外、绝对抗拒符号化的东西。在第十一期研讨班中,拉康将实在界定为“不可能者”,因为它不可能被想象,不可能被整合到象征界中,也不可能被达成。[58:2]: 280 正是这种对符号化的抗拒赋予了实在界其创伤性特质。最后,实在界是焦虑的对象,因为它缺乏任何可能的中介,并且是“那不再是对象的本质对象,是面对它时一切词语停止、一切范畴失效的某物,那卓越的焦虑对象”。[43:3]
主条目:圣状
“圣状”(sinthome,法语:[sɛ̃tom])这一术语由雅克·拉康在其研讨班《圣状》(1975–76)中引入。据拉康所言,sinthome 是法语词汇 symptôme(症状)的希腊词源的拉丁拼写法(1495年拉伯雷,《第四卷》,第63章[60])。这期研讨班是对其拓扑学的持续阐发,延伸了前一研讨班(RSI)对博罗米结的关注,并探索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写作。拉康依据其主体拓扑学重新定义了精神分析的症状。
在《精神分析及其教学》(《著作集》)中,拉康将症状视为铭刻于一种书写过程之中,而非传统观念中的加密信息。在其研讨班《焦虑》(1962–63)中,他指出症状并不要求解释:它本身并非对大他者的召唤,而是一种不朝向任何人的纯粹享乐。这标志着从对症状的语言学定义——作为能指——转向了他的断言:“症状只能被定义为主体的无意识在其如何享受(享乐 jouit)无意识的方式,亦即在无意识规定主体的范围内”。他从将症状构想为可通过参照像语言一样结构的无意识加以破译的信息,转向将其视为主体享乐之特定模态的痕迹。
主条目:欲望
拉康的欲望概念与黑格尔的 Begierde(欲望)相关,这一术语暗含一种持续的力量,因此与弗洛伊德的 Wunsch(愿望)概念有所不同。[61] 拉康的欲望总是指涉无意识欲望,因为无意识欲望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核心关注。
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引导分析者去辨认他/她自身的欲望,并借此揭示关于其欲望的真相。然而,只有当欲望在言语中被道出时,这才是可能的:[62] “唯有当欲望被构述、在他者在场时被命名,欲望才在术语的全部意义上显现”。[63] 在《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中,他再次说道:“重要的是教导主体去命名、去道出、去让欲望进入存在。主体应当达到辨认并命名其欲望的境地。但这并非一个辨认某件完全被给予之物的问题。在命名它时,主体在世界中创造并带来了一种新的在场。”[64] 关于欲望的真相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话语之中,尽管话语永远无法道出欲望的全部真相;每当话语试图道说欲望时,总是会有一个剩余或盈余。[65]
拉康将欲望与需要(need)和要求(demand)区分开来。需要是一种生物本能,在此主体依赖于大他者来满足其自身的需要:为了获得他者的帮助,“需要”必须在“要求”中被道出。但大他者的在场不仅确保了“需要”的满足,它还代表着大他者的爱。因此,“要求”获得了一种双重功能:一方面,它道出了“需要”,另一方面,它充当了“对爱的请求”。即使在要求中所道出的“需要”被满足之后,“对爱的请求”仍然未获满足,因为大他者无法提供主体所寻求的无条件的爱。“欲望既不是对满足的欲求,也不是对爱的请求,而是从前者减去后者所得出的差”。[66] 欲望是一个剩余,一个由需要在要求中被道出而产生的残余:“欲望开始形成于要求与需要相分离的边缘处”。[66:1] 与可被满足的需要不同,欲望永远无法被满足:它在其压力中是恒常且永恒的。欲望的达成不在于被实现,而在于其本身的再生产。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欲望的存在理由不是实现其目标,不是找到完全的满足,而是将其自身作为欲望再生产出来”。[67]
拉康还区分了欲望与驱力:欲望是一,而驱力是多。驱力是被称为欲望的这一单一力量的诸多部分性表现。[68] 拉康的“对象小a”概念是欲望的对象,尽管这一对象并非欲望所趋向的东西,而毋宁是欲望的原因。欲望不是与一个对象的关系,而是与一种欠缺(manque)的关系。
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拉康论证说:“人的欲望即大他者的欲望。”这蕴含了以下几点:
欲望是大他者之欲望的欲望,意味着欲望是另一个人的欲望的对象,并且欲望也是对承认的欲望。在此拉康追随亚历山大·科耶夫,后者又追随黑格尔:对科耶夫而言,主体若想获得他所欲求的威望,就必须冒着自身的生命风险。[69] 这种想要成为他者欲望之对象的欲望,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得到了最好的例证,即当主体欲望成为母亲的菲勒斯之时。
在《主体之颠覆与弗洛伊德无意识中的欲望辩证法》中,[70] 拉康主张,主体是从他者的视角去欲望的,由此,某人的欲望对象乃是一个被另一个人所欲求的对象:使得对象可欲的,正是它被另外某人所欲望这一事实。拉康再次追随科耶夫,后者追随黑格尔。欲望的这一面向在癔症中得到呈现,因为癔症患者是将他者的欲望转换为其自身欲望的人(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例癔症分析片断》,收录于SE VII,其中多拉欲望着K夫人,因为她认同于K先生)。因此,在癔症患者的分析中,重要的不是找出其欲望的对象,而是发现她所认同的那个主体。
大他者的欲望(Désir de l’Autre),这既可译为“对大他者的欲望”,也可译为“大他者的欲望”。根本的欲望是对母亲、即原初大他者的乱伦欲望。[71]
欲望是“对别的东西的欲望”,因为欲望某人所已拥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欲望的对象不断被延宕,这就是为什么欲望是一种换喻。[72]
欲望出现在大他者的领域——即,无意识中。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对拉康而言,第一个占据大他者位置的人是母亲,起初儿童完全受其支配。只有当父亲通过阉割母亲而以法则道说欲望时,主体才从对母亲的欲望中解放出来。[73]
主条目:驱力
拉康坚持弗洛伊德对驱力(Trieb)与本能(Instinkt)的区分。驱力不同于生物需要,因为它们永远无法被满足,且并非以某个对象为目标,而是永远围绕它循环运转。他论证说,驱力的目的(Triebziel)不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而是为了遵循其目标,这意味着“道路本身”而非“最终目的地”——即,绕行于对象周围。驱力的目的是回到其循环路径,而享乐的真正来源正是这一闭合回路的重复运动。[74] 拉康将驱力设定为既是文化的也是象征的构念:对他而言,“驱力不是一个被给予之物,不是某种古老、原初的东西”。[74:1] 他将弗洛伊德所定义的驱力四要素(压力、目的、对象和来源)融入其关于驱力回路的理论中:驱力起源于欲源性区域,环绕对象,然后返回欲源性区域。三种语法上的语态结构着这一回路:
主动语态(去看)
反身语态(看自己)
被动语态(被看)
主动和反身语态是自体性欲的——它们缺乏一个主体。只有当驱力以被动语态完成其回路时,一个新的主体才出现,这暗示着,在此实例之前,并不存在主体。[74:2] 尽管是“被动”语态,驱力本质上是主动的:“使自己被看”而非“被看”。驱力的回路是主体僭越快乐原则的唯一途径。
对弗洛伊德而言,性欲由部分驱力(如口欲驱力或肛欲驱力)构成,每一种都由不同的欲源区所指定。起初这些部分驱力独立运作(即儿童的多形倒错),只有到青春期时,它们才在生殖器官的支配下被组织起来。[75] 拉康接受驱力的部分性本质,但(1)他拒绝部分驱力能够达成任何完整组织这一观念——生殖区的主导地位即便实现了也总是不稳固的;(2)他认为驱力之所以是部分的,在于它们仅仅部分地代表了性欲,而不是在它们是一个整体之部分的意义上。驱力并不代表性欲的生殖功能,而仅仅代表享乐的维度。[74:3]
拉康确定了四种部分驱力:口欲驱力(欲源区是嘴唇,部分对象是乳房,动词是“吸吮”)、肛欲驱力(肛门与粪便,“排泄”)、视界驱力(眼睛与目光,“看”)和祈唤驱力(耳朵与声音,“听”)。前两者关乎要求,后两者关乎欲望。
二元论概念贯穿于弗洛伊德对驱力理论的各种重新表述之中。从最初性驱力与自我驱力(自我保存)之间的对立,到最后生驱力与死驱力之间的对立。[76] 拉康保留了弗洛伊德的二元论,不过是从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的对立角度而言,而非指涉不同类型的驱力。对拉康来说,所有的驱力都是性驱力,且每一种驱力都是一种死驱力,因为每一种驱力都是过度的、重复性的和破坏性的。[77]
驱力与欲望密切相关,因为二者皆起源于主体的领域。[74:4] 但它们不应被混淆:驱力是欲望得以实现的部分面向——欲望是一且不可分的,而驱力则是其部分性表现。驱力是一种未被卷入欲望之辩证中介的要求;驱力是一种“机械的”坚持,它不会陷入要求的辩证中介之中。[78]
弃绝(Foreclosure)
话语(The Four Discourses)
欲望图(The Graph of Desire)
缺失(manque)
“层膜”(薄膜)(The ”Lamella”)
数学(Matheme)
父之名(Name of the Father)
对象小a(Objet petit a)
圣状(Sinthome)
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的基础上,拉康长期主张“每一个不成功的行动都是一个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漂亮的’话语”,同时强调“错误突然转变为真理,似乎仅仅归因于坚持不懈”。[79] 在一期晚期研讨班中,他更充分地概括了精神分析的这一发现——“真理——诞生于误解”,进而主张“主体自然地就是犯错的……唯有话语结构赋予他锚定点与参照点,符号标识并引导着他;倘若他忽略、遗忘或丢失它们,他便注定要再次犯错”。[80]
由于“言说者因其存在于语言之中而遭受的异化”,[81] 为了生存下去,“人必须让自己被符号所欺骗,并成为某种话语的受骗者……[即]被组织为话语的诸种虚构”。[82] 对拉康而言,鉴于“男性知识无可救药地是一种错误”,[83] 个体“因此必须允许自己被这些符号所愚弄,方有机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必须置身于并维持在某个话语的尾流中……成为话语的受骗者……不受骗者则迷失”(les non-dupes errent)。[82:1]
拉康在此处接近了这样一个节点,即“他偶尔听起来非常像托马斯·库恩(尽管他从未提及此人)”,[84] 拉康的“话语”类似于库恩的“范式”,后者被视为“某一给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个星丛”。[85]
“可变时长精神分析会谈”是拉康至关重要的临床创新之一,[86] 也是他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冲突的一个关键要素。对他而言,“将五十分钟的分析时缩减为德尔斐式的七八分钟(有时甚至缩减为在候诊室中低语的一句神谕般的言辞)的创新”[87] 是不可接受的。拉康的可变时长会谈少则几分钟(甚至,如果分析师认为合适,几秒钟),多则数小时。 这一实践取代了经典的弗洛伊德式“五十分钟时”。
关于他所称的“对‘时间设定’的切割”,拉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要使在这个点上的干预变得不可能,这个点因而以这种方式被赋予了优先权?”[88] 通过允许分析师对时间设定进行干预,可变时长会谈消除了患者先前对于他们将在躺椅上度过多少时间的确定性。[89]: 18 当拉康采用这一实践时,“精神分析建制界大为震惊”[89:1]: 17 [90]——并且,鉴于“在1979年至1980年间,他平均每小时会见十位患者”,其震惊的原因或许并不难理解。精神分析被“化约为零”,[18:1]: 397 尽管这些治疗并未因此减少收益。
在他最初进行这一创新时,拉康将问题描述为关乎“在特定分析中,尤其是在训练性分析中,系统地使用更短的会谈”;[91] 而在实践中,这确实是一种围绕所谓“关键时刻”[92] 进行的会谈缩短,以至于批评者写道:“每个人都很清楚‘可变时长’这一具有欺骗性的短语意味着什么……会谈系统性地被缩减为仅仅几分钟”。[93] 撇开打破患者期望这一理论上的优点不谈,很明显,“拉康派分析师从来不想通过让患者待得更久而非更短来‘搅动’常规”。[94] 拉康更短的会谈使他能够比使用正统弗洛伊德方法的治疗师接诊多得多的来访者,随着拉康的学生和追随者采用同样的实践,这一增长仍在继续。[95]
尽管接受“洞察涌现的关键时刻”的重要性,[96] 客体关系理论仍然会提出,“如果分析师不为患者提供那种什么也不必发生的空间,那么也就没有空间让某事能够发生”。[97]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也会赞同:“拉康对分析经验内在的无时间性之丑闻保持警觉,但他想要将其仪式化为一种顿挫(短时会谈)的技术却是错误的”。[98]
据让-米歇尔·拉巴泰所述,拉康在1950年代中期将研讨班归类为对弗洛伊德的评注,而非对他自己学说的阐述(如著作那般),而到1971年,拉康最为看重的是他的教学以及“其研讨班的互动空间”(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形成对比)。拉巴泰还论证说,从1964年起,研讨班包含了原创性思想。然而,拉巴泰也写道,研讨班“更具问题性”,因为其互动性表演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经过了部分编辑和重写。[99]
拉康从1940年代直至1960年代早期的大部分精神分析著作,由雅克-阿兰·米勒编纂并附以概念索引,结集为1966年的文集,简题为《著作集》(Écrits)。该书由瑟伊出版社以法文出版,后以两卷本形式再版(1970/1),并新增了一篇“前言”。其中一些选文(由拉康本人选定)由艾伦·谢里登翻译,于1977年由塔维斯托克出版社出版。包含全部35篇文本的完整卷册,首次以英文面世是在布鲁斯·芬克的译本中,由诺顿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著作集》曾入选由法国大报《世界报》编制并票选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100本书籍名单。
拉康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即1966年文集之后)的著作,连同一些1930年代的早期文本,在其身后被收入瑟伊出版社的《其他著作》(Autres écrits,2001年)卷中。
尽管《著作集》和《其他著作》中的大部分文本与拉康在其研讨班上的讲座或课程密切相关,但这些文本的风格往往比拉康的口头表达更为稠密,读者可以明显看出书面著作与口头教学誊录之间的清晰区分。
拉康口头与写作风格中一个常被忽视的面向,是他从同事兼私人朋友亨利·科尔班那里受到的影响,后者将伊本·阿拉比的思想介绍给了拉康。[100][101][102] 拉康与伊本·阿拉比的写作风格之间的相似性已被指出。[103]
雅克-阿兰·米勒是拉康研讨班的唯一编辑,这些研讨班包含了他一生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关于誊录和编辑的准确性或其他方面一直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同样也存在关于“米勒拒绝允许任何评注版或校勘版出版”的争议。[104] 尽管拉康在精神分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部分研讨班仍未出版。自1984年以来,米勒一直定期举办系列讲座“拉康派定向”(L’orientation lacanienne)。米勒的教学内容在美国由期刊《拉康之墨》(Lacanian Ink)出版。
拉康的写作以晦涩难懂而著称,部分原因在于反复出现的黑格尔式/科耶夫式典故、与其他精神分析及哲学理论的广泛理论分歧,以及一种晦暗的散文风格。对某些人来说,“拉康散文的不可穿透性……[是]太常被视作深刻的,恰恰因为它无法被理解”。[105] 至少可以论证的是,“其他‘拉康派’评论者对其风格的模仿”已经导致“拉康文献中一种蒙昧主义的反体系传统”。[106]
尽管拉康在法国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对精神分析影响重大,但在英语世界,他对临床心理学的影响要小得多,其思想主要为人所知是在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然而,在北美和英国都有拉康派精神分析学会继续推进他的工作。[39:6]
拉康著作在美国被付诸实践的一个例子,见于安妮·G. 罗杰斯的作品(《闪亮的苦难》;《不可言说者:创伤的隐藏语言》),这些作品将许多成功治疗遭受性虐待的年轻女性的治疗洞见归功于拉康理论。[107] 拉康的工作也传到了魁北克,那里的弗洛伊德领域研究与临床及文化干预跨学科小组声称,他们已使用一种改良形式的拉康派精神分析,成功治疗了许多患者的精神病,这项任务曾一度被认为不适合精神分析,即便精神分析家们自己也这么认为。[108]
在1994年企鹅版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的导言中,翻译家兼历史学家大卫·梅西将拉康描述为“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具争议的精神分析家”。[1:1] 他的思想对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法国哲学、电影理论及临床精神分析都产生了显著影响。[109] 诸如拉斐尔·霍姆伯格等理论家已论证,拉康派精神分析甚至有助于对“自然”观念本身的批判。[110]
2003年,拉巴泰将《弗洛伊德之物》(1956年)描述为他“最重要且最具纲领性的论文”之一。[99:1]
社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兼人本主义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拒绝了拉康关于精神分析的观点,即“真正的精神分析建立在人与言谈[parole]的关系之上”,[111] 并谴责将分析化约为“一种纯粹且简单的语词交换”,主张这一关系关涉的乃是“符号的交换”。弗洛姆支持与他人(autrui)交流中的“清晰性与无歧义性”,并反对拉康式的“与意义赋予相关联的文字游戏”。[112] 弗洛伊德派兼拉康派精神分析家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在她为拉康所作的传记中写道,她发现其传主的某些著作“无法理解”,莫里斯·梅洛-庞蒂、[113]: 206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13:1]: 305 和马丁·海德格尔[113:2]: 306 也同样记录了这一看法。
拉康的前学生迪迪埃·安齐厄在1967年一篇题为《反对拉康》的文章中,将他描述为一种“危险”,因为他通过不断许诺“根本真理”将被揭示,“但总是在某个更远的点……且只对那些继续与他同行的人”揭示,从而使其学生依附于“对一位偶像、一种逻辑或一种语言的无尽依赖”。根据雪莉·特克尔的说法,这些态度“代表了协会大多数成员谈论拉康的方式”。[b][114]
到1977年,拉康宣称他并不“太热衷于”(法语:pas chaud-chaud)声称“当一个人实践精神分析时,他知道自己去向何方”,并指出“精神分析,就像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无疑参与了滥用。人们行事如同自己知道些什么似的”。[115]
拉康的卡里斯玛式权威被与他追随者之间以及他参与其中的分析学派内部的诸多冲突联系在一起。[116] 他的思想风格也招致了大量批评。拉康在材料征引上不拘一格,[117] 他被视为在表面阐述他人思想的过程中隐藏了自己的思想。[18:2]: 46 因此,马尔科姆·鲍伊称他的“回到弗洛伊德”为“一种对弗洛伊德观念既异议又赞同的完整模式……拉康的论证既代表弗洛伊德进行,同时又反对他”。[118] 鲍伊还提出,拉康既沉迷于体系之爱,又对所有形式的体系怀有根深蒂固的反对。[119]
拉康在其精神分析实践中,逐渐将会谈时长缩减至越来越短。[120] 最终,据拉康的学生所述,会谈常常不超过五分钟,有时拉康就站在通常敞开的门边进行。[c] 据戈丹所述,拉康有时会殴打患者,有一次甚至将一位女患者踢出门外。[121]: 82 作家兼拉康派精神分析家雅克-阿兰·米勒,同时也是他的女婿,断言“[拉康]的道德源自一种高级的犬儒主义”。[122]
拉康被批评对来访者具有攻击性,经常在身体上击打他们,有时与他们发生性关系,[123]: 304 [d] 并为每次会谈收取“过高的费用”。[124][e] 让·拉普朗什论证说,拉康可能“伤害了”他的一些来访者。[125]
其他人的措辞更为激烈,将他描述为“来自地狱的心理医生”,[126][127][128] 并聚焦于在他身后留下的众多受到伤害的关联者——从恋人和家人,到同事、患者和编辑。
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都批评了拉康的思想。美国哲学家辛西娅·威利特指责拉康将母亲描绘得不太像婴儿世界中一个“慈爱的”、“滋养的”在场,而更像一个“妓女”,将孩子抛弃给“出价更高的对她情感的竞逐者”,[129] 而哲学家兼性别研究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则将这些概念重新加工为“性别操演”。[130]
心理语言学家兼文化理论家露丝·伊里加蕾通过“模仿与夸张”“嘲弄”了这些被拉康设定为自然且恰当的女性气质表征。[131] 伊里加蕾指责拉康在哲学和精神分析话语中延续了菲勒斯中心的掌控。[132][f]
其他人也响应了这一指责,认为拉康被困在了他的语言表面上试图瓦解的那种菲勒斯中心的掌控之中。[133] 卡斯托里亚迪斯坚持认为,其结果是使一切思想都依赖于拉康本人,从而扼杀了其周围所有人独立思考的能力。[18:3]: 386
在与人类学家詹姆斯·亨特的一次访谈中,西尔维娅·拉康谈到她已故的丈夫:“他是一个工作极其努力的人。极其聪明。他是……所谓的,嗯,一个家庭暴君……但他值得这份辛苦。我对他绝对没有任何责备。恰恰相反。但是不可能同时既做一个妻子、一个我孩子的母亲,又做一个女演员。”[134]
在其著作《时髦的胡说》(1997年)中——通过此书他们申明的意图是展示“著名知识分子”滥用科学术语和概念[135]: x ——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考察了拉康对数学的频繁引用。他们对拉康使用数学领域术语的方式提出了严厉批评,指责他“肤浅的博学”、滥用他所不理解的科学概念,并制造出“连错误都算不上”的陈述。[135:1]: 21
在1960年,他在一次研讨班上展示的数学“计算”被评估为“纯粹的幻想”。[135:2]: 25-26
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发现拉康“酷爱”拓扑学,然而,他们看到拉康在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他错误地使用技术术语,例如“空间”、“有界的”、“闭的”,甚至“拓扑学”本身,并且提出了关于拓扑数学与神经症之间存在字面的、而非仅仅象征性或甚至隐喻性关系的主张。[g][135:3]: 18-21 [136]
在该书前言中,作者声明他们不会介入关于拉康著作中纯精神分析部分的争论。[135:4]: 17 尽管如此,在陈述完他们的论据后,他们评论道:“拉康从未解释过他的数学概念与精神分析的相关性”,并指出“与精神分析的联系没有任何论证支持”。他们同样认为,他为支持“性关系不存在”这一格言而提供的“著名的性化公式”也是毫无意义的。考虑到“隐晦的书写”、“文字游戏”和“断裂的句法”,以及“信徒”对拉康著作的“虔敬解经”,他们指出了与宗教性的相似之处。[h][135:5]: 31-37
一些批评者全盘否定了拉康的工作。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鲁斯唐称其为“一套伪科学胡言乱语的不连贯体系”,并援引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拉康是一个“有趣且完全自知自觉的江湖骗子”。[137] 诺姆·乔姆斯基在2012年接受 Veterans Unplugged 采访时说:“非常坦率地说,我认为[拉康]是个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他只是像许多巴黎知识分子那样在电视镜头前装腔作势。为什么这会有影响力,我毫无头绪。我看不出那里有什么应该具有影响力的东西。”[138]
学者兼前拉康派分析师迪伦·埃文斯[i] 最终抛弃了拉康主义,认为它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与其说帮助患者不如说伤害患者。他批评拉康的追随者将拉康的著作视为“神圣经文”。[139] 理查德·韦伯斯特谴责了他所认为的拉康的晦涩、傲慢,以及由此产生的“拉康崇拜”。[140]
罗杰·斯克鲁顿将拉康收入其著作《愚人、骗子和煽动家:新左派思想家》中,并将他列为书中唯一的“愚人”——他的其他目标仅仅是误入歧途或欺诈。[141]
在《异端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其著作《哲学反历史》的第八卷[123:1]——中,哲学家兼作家米歇尔·翁弗雷将拉康的《著作集》描述为“无法阅读”。[123:2]: 49 据翁弗雷所述,拉康进行不断的文字游戏,喜好公式化表述,并铺陈了“咒语般的舌音”和毫无必要的新词。[j] 他称拉康为“江湖骗子”和“纨绔形象”,其“沉入自闭”,最终变得衰老昏聩。[123:3]: 49–50
以下为已出版英译本的代表性著作。更完整的列表可在 Lacan.com (已于2005年4月5日存档于Wayback Machine)找到。
Écrits: A Selection,艾伦·谢里登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77年,ISBN 0393300471。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布鲁斯·芬克 译,纽约:W.W. Norton & Co.,2006年,ISBN 0393329259。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s Lacan and the école freudienne,朱丽叶·米切尔 与 杰奎琳·罗斯 编,杰奎琳·罗斯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83年,ISBN 0393016331。
First Writings,拉塞尔·格里格 译,剑桥:Polity,2025年。
My Teaching,大卫·梅西 译,伦敦:Verso,2008年,ISBN 9781844672714。
The Seminar,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雅克-阿兰·米勒 编,约翰·福里斯特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88年,ISBN 0393306976。
The Seminar,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雅克-阿兰·米勒 编,西尔瓦娜·托马塞利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88年,ISBN 0393307093。
The Seminar, Book III. The Psychoses,雅克-阿兰·米勒 编,拉塞尔·格里格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93年,ISBN 0393316122。
The Seminar, Book V. Formations of the Unconscious,雅克-阿兰·米勒 编,拉塞尔·格里格 译,纽约:Polity Press,2017年,ISBN 0745660371。
The Semina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雅克-阿兰·米勒 编,丹尼斯·波特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92年,ISBN 0393316130。
The Seminar, Book VIII. Transference,雅克-阿兰·米勒 编,布鲁斯·芬克 译,纽约:Polity Press,2015年,ISBN 0745660398。
The Seminar, Book X. Anxiety, 1962–1963,雅克-阿兰·米勒 编,A. R. 普赖斯 译,纽约:Polity Press,2014年,ISBN 074566041X。
The Seminar,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1964,雅克-阿兰·米勒 编,艾伦·谢里登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77年,ISBN 0393317757。
The Seminar, Book XVII.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雅克-阿兰·米勒 编,拉塞尔·格里格 译,纽约:W.W. Norton & Co.,2007年,ISBN 0393330400。
The Seminar, Book XIX. …or Worse,雅克-阿兰·米勒 编,纽约:Polity Press,2018年,ISBN 0745682448。
The Seminar, Book XX. Encore: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雅克-阿兰·米勒 编,布鲁斯·芬克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98年,ISBN 0393319164。
The Seminar, Book XXIII. The Sinthome,雅克-阿兰·米勒 编,A. R. 普赖斯 译,纽约:Polity Press,2016年,ISBN 1509510001。
Television: 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琼·柯普耶克 编,罗莎琳·克劳斯、杰弗里·梅尔曼 等 译,纽约:W.W. Norton & Co.,1990年,ISBN 0393335674。
The Triumph of Religion,布鲁斯·芬克 译,剑桥:Polity,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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