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俄狄浦斯期,亦作“前俄狄浦斯的”。严格说,法文 préœdipien 是形容词,指“前俄狄浦斯的”;而 stade préœdipien 或英文 pre-oedipal phase 才更接近“前俄狄浦斯期”或“前俄狄浦斯阶段”。
= 德:präœdipal。– 英:preœdipal / pre-oedipal phase。– 法:préœdipien / stade préœdipien。– 西:preedípico。– 意:preedipico。– 葡:préedipiano。
前俄狄浦斯期通常指心理性欲发展中先于俄狄浦斯情结充分确立的时期;但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它并不只是一个线性发展阶段,也涉及母亲、孩子、阳具与父性功能之间的结构关系。
在这一时期,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对母亲的依恋都占主导地位。该术语在弗洛伊德著作中出现较晚,主要出现在他澄清女性性欲特殊性的语境中,尤其用于强调小女孩与母亲之间原初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持续时间。[1]
男孩同样有前俄狄浦斯阶段,但它持续时间较短,后果不如女孩丰富,也更难同俄狄浦斯之爱区分开来,因为男孩的对象保持不变。
术语上必须区分“前俄狄浦斯的”与“前生殖器的”。二者常被混淆,但指向不同层面。
“前俄狄浦斯的”指涉的是人际情境,即尚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俄狄浦斯三角;“前生殖器的”则涉及性活动类型。俄狄浦斯发展原则上会导向生殖组织的建立,但只有一种规范性观念才会主张:生殖性与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完整对象选择完全重合。
经验表明,可能存在令人满意的生殖器活动而没有完成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样,俄狄浦斯冲突也可能在前生殖器的性领域中上演。
能否严格谈论一个前俄狄浦斯阶段,即一个只存在排他性母子二元关系的阶段,是一个理论问题。弗洛伊德并未忽视这一困难。他指出,即使在与母亲的关系占主导地位时,父亲也会作为“讨厌的对手”而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已经作为禁令和法则的承担者充分发挥作用。
在女性性欲问题上,弗洛伊德也可以说,女性只有在克服一个以负性情结为主导的先前时期之后,才能达到“正常正性”的俄狄浦斯情境。[1:1] 这一表述的优点,在于保留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神经症核心情结的观念。
由此可以引出两个方向:一种强调母子二元关系的排他性;另一种则非常早地发现俄狄浦斯表现,以至于难以界定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前俄狄浦斯阶段。
露丝·麦克·布伦斯维克的研究可作为第一种方向的例子。她认为,即使父亲确实出现在心理场域中,他也并未被感知为一个对手;她承认前俄狄浦斯阶段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殊性,并尝试描述其结构,尤其强调主动性—被动性对立的主导地位。[2]
在拉康之前,前俄狄浦斯期通常也被表现为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二元关系,这种关系被设想为先于任何第三项的中介而存在。
与上述方向相反,梅兰妮·克莱因学派通过分析最古老的幻想,认为在与母亲的关系中,父亲很早就已经介入其中,尤其通过“父亲的阴茎被保存在母亲体内”这一幻想而介入。
不过,仅仅在原始母子关系中存在第三项,即阳具,是否足以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俄狄浦斯的早期阶段”,仍是问题。因为此时父亲并不是作为禁令的机构而存在。
拉康指出,把前俄狄浦斯期表现为纯粹二元关系,会使该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变得不可设想。精神分析处理的是结构,而结构至少要求三个项;因此,作为纯粹二元关系的前俄狄浦斯期“无法从分析的角度来构想”。[3]
孩子从来不是完全与母亲单独在一起的,因为始终存在着第三项。[4] 因此,当拉康谈到前俄狄浦斯期时,他不是将其呈现为二元关系,而是呈现为三角结构。[5]
在前俄狄浦斯三角中,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由第三个元素中介,这一元素就是阳具,即在一系列交换中循环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想象对象。拉康在审视克莱因观念时,以“前俄狄浦斯三角”指称母亲—孩子—阳具的关系,其中阳具作为母亲欲望的幻想对象介入。[6]
因此,这里的三角并不是父亲—母亲—孩子的完整俄狄浦斯三角,而是母亲—孩子—想象阳具的前俄狄浦斯三角。
在 1957—1958 年度研讨班中,拉康不再把这一想象三角形称为前俄狄浦斯期,而是将其称作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一“时间”。
无论称为前俄狄浦斯期,还是称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一时刻,母亲、孩子与阳具的想象三角形都出现在幼儿察觉到母亲身上有某种缺失的时候。幼儿认识到母亲并不完全满足于与自己单独在一起,而是欲望着某种别的东西,即阳具。
于是,孩子试图成为母亲的阳具,并卷入一场充满引诱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孩子“从来都不真正存在于他所在之处,也从来都不完全缺席于他所不在之处”。[7]
在 1956—1957 年度研讨班中,拉康分析小汉斯个案。[8] 他说明这场前俄狄浦斯游戏如何使小汉斯获得暂时满足,同时指出其中没有任何内在因素能够终止这一前俄狄浦斯式的天堂。[9]
然而,在某一时刻,“别的东西”介入进来,并将焦虑的不和谐音符引入这场游戏。这个“别的东西”就是在幼儿手淫中表现出来的冲动的第一次搅动。[10] 儿童身体中的实在器官,即不再只是想象阳具的位置,而是以身体兴奋和手淫冲动的方式介入的器官,使想象三角形转变为一场致命游戏:孩子在其中被置于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中,并成为全能而饕餮的母亲的独断欲望的牺牲品。[11]
只有通过父亲或父性功能作为第四项介入,只有当父亲在符号性法则中宣告自己对阳具的合法占有,孩子才能从这场致命游戏中被解救出来。
拉康对前俄狄浦斯期的兴趣,不仅在于它为俄狄浦斯情结铺路,也在于性倒错结构的关键机制可追溯到这一前俄狄浦斯三角。[7:1]
性倒错始终涉及在前俄狄浦斯三角中对某一项的认同:可能认同于母亲,也可能认同于想象的阳具,或同时认同二者,例如在恋物癖中。
本文整合了 Laplanche & Pontalis《精神分析词汇》“Préœdipien”条与《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前俄狄浦斯期”条的内容。前者侧重弗洛伊德语境、女性性欲问题、前俄狄浦斯与前生殖器的术语区分,以及布伦斯维克、克莱因两种方向;后者侧重拉康对纯粹二元关系的批判,以及母亲—孩子—阳具这一前俄狄浦斯三角的结构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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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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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 S. (1931). Über die weibliche Sexualität. G.W., XIV, 515–537; S.E., XXI, 221–243. ↩︎ ↩︎
Mack Brunswick, R. (1940). The preœdipal phase of the libido development. In The Psychoanalytic Reader, 231–253. ↩︎
Lacan, J. (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A. Sheridan, Tran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p. 197. ↩︎
Lacan, J. (1994).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1957 (J.-A. Miller, Ed.). Paris: Seuil, pp. 240–241. ↩︎
Lacan, J. (1994).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1957 (J.-A. Miller, Ed.). Paris: Seuil, p. 81. ↩︎
Lacan, J. (1956–1957). La relation d’objet et les structures freudiennes. Compte rendu de J.-B. Pontalis, Bulletin de psychologie. 原输入未提供完整卷期与页码,待核。 ↩︎
Lacan, J. (1994).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1957 (J.-A. Miller, Ed.). Paris: Seuil, p. 193. ↩︎ ↩︎
Freud, S. (1909). 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Little Hans”). S.E., X, 3–149. ↩︎
Lacan, J. (1994).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1957 (J.-A. Miller, Ed.). Paris: Seuil, p. 226. ↩︎
Lacan, J. (1994).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1957 (J.-A. Miller, Ed.). Paris: Seuil, pp. 225–226. ↩︎
Lacan, J. (1994).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1957 (J.-A. Miller, Ed.). Paris: Seuil, pp. 69, 195, 223–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