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理想
= 德：Ichideal。– 英：ego ideal。– 法：idéal du moi。– 西：ideal del yo。– 意：ideale dell’io。– 葡：ideal do ego。
自我理想是弗洛伊德在第二精神装置理论框架中使用的术语，指人格中的一个分化出来的机构。它源于两个方面的汇聚：其一是自恋，即对自我的理想化；其二是对父母、父母替代者以及集体理想的认同。作为一个分化出来的机构，自我理想构成了主体力求遵从的典范。
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我理想”一词很难被限定为一个单一、稳定的含义。它的意义变化，与“超我”概念的逐步形成以及第二精神装置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自我与它》中，自我理想与超我一度被视为同义词；但在其他文本中，理想功能又被归于一个分化出来的机构，或者至少归于超我内部的一个特定亚结构。[1]
“自我理想”一词首次出现在弗洛伊德《自恋导论》中。弗洛伊德用这一术语指称一个相对自主的内心形成物，它作为自我衡量其实际成就的参照标准。弗洛伊德认为，人投射在自己面前作为其理想的东西，是童年时期失去的自恋的替代品；在那个时期，他本身就是自己的理想。[2]
也就是说，儿童最初处在一种自恋状态中，他把自己本身当作理想。这种自恋状态被弗洛伊德比作一种夸大妄想。后来，这种原初自恋受到父母批评、教育要求和外部评价的冲击而被放弃。主体由此不再直接满足于现实自我，而是在自身面前建立一个理想形象，并以此作为衡量现实自我的标准。
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这一机制：一个孩子可能发现，自己某种身体姿态或游戏行为并不被父母喜欢；于是，他把父母的评价视角内化到自己内部，并由此产生对现实自我的不满。与此同时，他相信存在另一个理想形象：只要自己能够达到这个形象，便能重新获得父母的喜爱和认可。这个被内化的评价视角和理想标准，即可称为自我理想。
在《自恋导论》中，弗洛伊德还区分了自我理想与一种审查、自我观察的机构。这个机构持续观察现实自我，并把现实自我同理想相衡量。正因如此，自我理想的出现不仅与理想化相关，也与愧疚感、自卑感、自我批评等现象相关。[2:1]
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自我理想的功能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弗洛伊德把自我理想视为一个与自我明显分化出来的形成物，并用它解释爱情迷恋、对催眠者的依赖以及对领袖的服从等现象。[3]
在这些情形中，主体都把一个外部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上。换言之，主体把某个外人当作自己的理想标准，并试图听取、满足、顺从这个对象的要求。爱情迷恋中的理想化对象、催眠关系中的催眠者、群众关系中的领袖，都可以占据这一位置。
这一机制也解释了群体形成的原则。弗洛伊德认为，一定数量的个体把同一个对象置于他们自我理想的位置，于是这些个体便在自己的自我中彼此认同。集体理想的有效性，正是来自多个个体自我理想的汇聚。[3:1]
反过来说，个体也并不是孤立地形成自己的自我理想。主体通过对父母、教育者、权威人物和社会典范的认同，承载着一定数量的集体理想。每个个体都属于多个群体，并通过认同在多个方面与他人相连；他也依据不同的典范来构建自己的自我理想。[3:2]
在《自我与它》中，“超我”一词首次出现，并且在这一文本中，自我理想与超我基本上被视为同义词。这里的自我理想或超我，是一个形成于俄狄浦斯情结衰退时期的机构，其基础是对父母的认同。[1:1]
这个机构结合了两种功能：一方面是理想功能，另一方面是禁止功能。弗洛伊德指出，超我与自我的关系并不限于“你必须如此，像父亲一样”的训诫；它还包括“你没有权利如此，像父亲一样”的禁令。也就是说，主体既被要求以父亲为典范，又被禁止占有父亲的位置，因为某些事情是父亲专属的。[1:2]
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理想与道德起源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既规定主体应当成为什么，也规定主体不可以成为什么；既提供理想典范，也提供禁止和限制。
在《精神分析新论》中，弗洛伊德重新引入了一种区分。此时，超我表现为一个包含性的结构，具有三种功能：自我观察、道德良心和理想功能。[4]
这一区分使自我理想与超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超我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总结构，而自我理想则是其中与理想功能相关的亚结构或方面。弗洛伊德在这里特别试图区分罪恶感与自卑感。两者都来自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罪恶感主要与道德良心相关，而自卑感则主要与自我理想相关。[4:1]
换言之，罪恶感往往来自主体感到自己违背了禁令；自卑感则来自主体感到自己没有达到理想。前者更多关联于被惩罚的恐惧，后者更多关联于不被爱、不够理想、不够值得赞许的体验。
精神分析文献表明，“超我”一词并没有取代“自我理想”一词。多数作者并不把二者简单混用。关于“自我理想”所指为何，精神分析传统中存在相对一致的意见；但关于它与超我、道德良心之间的关系，则存在不同观点。
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超我”一词本身在不同作者那里并不总是具有同一范围。有时，超我像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中所说的那样，指一个包含自我观察、道德良心和理想功能的整体结构；有时，它又被更狭义地用来指禁令功能，即“良心之声”。
一些弗洛伊德的阐释者和后继者主张明确区分超我与自我理想。农伯格便根据两种不同的臣服机制区分二者：自我服从超我，是因为害怕惩罚；自我臣服于自我理想，则是因为爱慕。[5]
农伯格还根据二者的起源来区分它们：自我理想主要基于所爱对象的形象形成，而超我则主要基于所畏惧人物的形象形成。按照这一思路，自我理想偏向理想化、爱慕、典范和向上认同；超我则偏向禁令、惩罚、威胁和道德审判。
不过，这种区分虽然在描述层面上有充分根据，但从元心理学角度看，很难被严格维持。因为在弗洛伊德那里，理想与禁令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父亲既是主体应当模仿的典范，也是主体不得僭越的位置；同一父亲功能既规定“你应当如此”，也规定“你不得如此”。
因此，也有作者沿着弗洛伊德在《自我与它》中的思路，强调理想与禁令两个方面的交织。例如，拉加什提出一个“超我—自我理想”系统，并在其中建立结构关系：超我对应于权威，自我理想则对应于主体为了回应权威期待而应有的行为方式。[6]
拉康同样认为，应当区分“超我”和“自我理想”。在二战前的作品中，拉康把二者理解为父亲功能的两个面向。超我意味着对母亲性欲的压抑；自我理想则把对母亲的性欲引向升华，并确定主体在两性关系中的位置。
由此可见，在拉康那里，自我理想并不只是道德审判的机构，也不只是主体追求完美的形象。它与主体如何在父亲功能、性别位置、升华和社会关系中找到自身位置有关。
在二战后的作品中，拉康进一步试图区分“自我理想”与“理想自我”。这一点构成拉康对弗洛伊德术语的一个重要重写。
在1953—1954年度研讨班中，拉康发展了光学模型，用以区分自我理想与理想自我。自我理想是一种符号性内摄，而理想自我则是一种想象性投射的来源。[7]
更具体地说，自我理想可以理解为主体观看自身的位置或视角。它规定主体从哪里看自己、从哪个位置评价自己、在谁的目光中确认自己。理想自我则是主体在这个视角下所看到并认同的理想形象。前者属于符号界，后者属于想象界。
因此，可以说：自我理想不是主体想成为的那个美好形象本身，而是使主体能够把某个形象看作理想形象的符号性位置。理想自我则是被观看、被投射、被想象性认同的形象。用更简明的话说，自我理想是观看的位置，理想自我是被观看到的理想形象。
在拉康的代数学中，理想自我写作 i(a)，自我理想写作 I(A)。[7:1] 前者指向想象性形象和镜像认同，后者指向大他者场域中的符号性定位。
自我理想这一概念至少应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
第一，在弗洛伊德《自恋导论》中，自我理想是失去的童年自恋的替代品。主体不再直接以现实自我为理想，而是在自身面前建立一个理想标准，并以此衡量现实自我。
第二，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自我理想解释爱情迷恋、催眠依赖和对领袖的服从。主体可以把外部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上，由此形成个体关系和群体关系。
第三，在《自我与它》中，自我理想与超我一度同义化，并被联系于俄狄浦斯情结衰退、对父母的认同、禁令和理想功能。
第四，在《精神分析新论》中，弗洛伊德重新区分超我的不同功能：自我观察、道德良心和理想功能。自我理想主要与理想功能、自卑感、被爱戴的要求相关。
第五，在后继精神分析文献中，超我与自我理想的关系存在争议。农伯格强调二者的区分，拉加什则强调二者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第六，在拉康那里，自我理想需要同理想自我区分。自我理想属于符号性定位，理想自我属于想象性形象。自我理想是观看和评价的位置，理想自我是主体投射和认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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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 S. (1923). Das Ich und das Es. G.W., XIII, 262; S.E., XIX, 34; Fr., 189。 ↩︎ ↩︎ ↩︎
Freud, S. (1914). 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ssmus. G.W., X, 161–162; S.E., XIV, 94–95。另见英文题名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4, trans. James Strachey；输入源提示页码需与纸书核对。 ↩︎ ↩︎
Freud, S. (1921).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G.W., XIII, 128, 144; S.E., XVIII, 116, 129; Fr., 130, 145。 ↩︎ ↩︎ ↩︎
Freud, S. (1932).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G.W., XV, 72; S.E., XXII, 66; Fr., 94。 ↩︎ ↩︎
Nunberg, H. (1932). Allgemeine Neurosenlehre auf psychoanalytischer Grundlage. 法译本：Principes de psychanalyse. Paris: P.U.F., 1957, p. 155。 ↩︎
Lagache, D. (年份待核). “La psychanalyse et la structure de la personnalité.” La Psychanalyse, Paris: P.U.F., VI, 39。 ↩︎
Lacan, J. (1953–1954). 研讨班相关原注仅提供光学模型线索，完整文献信息待核。另参 Evans, D.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中 “ego-ideal” 相关条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