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华
= 德：Sublimierung。– 英：sublimation。– 法：sublimation。– 西：sublimación。– 意：sublimazione。– 葡：sublimação。
升华是弗洛伊德所假设的一个过程，用以解释那些表面上与性无关、但其动力源于性冲动力量的人类活动。弗洛伊德主要将艺术活动与理智探究描述为升华活动。
冲动之所以被称为升华，是因为它被导向一个新的非性目的，并指向社会所珍视的对象。换言之，升华是力比多通过将能量导向明显非性欲活动，如艺术创作和智识工作，而获得满足的过程。升华为性冲动提供了一种非症状性、非直接性满足的可能通路，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它常被视为区别于神经症性症状形成和倒错性满足的一种处理方式。[1]
升华并不等同于压抑。压抑主要涉及对冲动表象或欲望表达的排斥，而升华并非单纯阻止冲动，而是改变冲动的目的、对象位置或满足路径，使其以社会可承认的形式获得另一种表达。
“升华”一词由弗洛伊德引入精神分析。它既令人联想到“崇高”，尤其在美术领域中指称暗示伟大、高尚的作品；也令人联想到化学中的“升华”，即物质直接从固态转变为气态的过程。
弗洛伊德在其全部著作中都运用升华概念，试图从经济学和动力学角度说明某些活动：这些活动由一种并不明显指向性目的的欲望支撑，例如艺术创作、理智探究，以及一般而言在特定社会中被赋予极高价值的活动。弗洛伊德正是在性冲动的转变中寻找这些行为的最终动力：性冲动能够将其目的从原初的性目的转移到另一种不再是性的、但在心理上与之相近的目的；这种能力被称为升华能力。[1:1]
即使从描述角度看，弗洛伊德关于升华的表述也未得到充分展开。升华活动的领域并不清楚：是否应包括全部思维工作，或仅指某些理智创造形式？升华活动在特定文化中成为社会特别珍视的对象，这一事实是否是升华的主要特征？升华是否也涵盖所有所谓适应活动，如工作、休闲等？冲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否只涉及目的，还是同时涉及目的与对象？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中曾说，升华涉及目的改变与对象变换，并且社会评价在其中起作用。[2]
从元心理学角度看，升华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弗洛伊德本人也注意到这一点。[3] 即使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这样以理智与艺术活动为主题的文本中，升华理论也并未获得充分系统化。
弗洛伊德的若干思路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升华选择性地作用于部分冲动，尤其是那些未能成功整合进生殖性的最终形式中的冲动。可用于文化工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性兴奋中所谓倒错成分的压抑。[1:2]
第二，从机制角度看，弗洛伊德曾提出两种假设。最早的假设以性冲动对自保冲动的依托为基础：正如非性的功能可能被性所污染，例如进食或视觉的心因性障碍，同样的途径也可以在正常主体身上服务于另一过程，即将性冲动力量吸引到非性目的上，也就是性的升华。[4]
随着自恋概念的引入和精神装置最后理论的建立，另一种观点出现：将性活动转变为升华活动，需要一个中间阶段，即力比多撤回至自我，从而使去性化成为可能。弗洛伊德因此在《我与它》中将自我的能量称为一种“去性化且升华的”能量，它能够被移置到非性活动上。[5]
这里可能暗示：升华紧密依赖自我的自恋维度；在升华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层面，可以重新发现弗洛伊德赋予自我的那种美的整体性特征。梅兰妮·克莱因关于升华的观点可置于这一思想脉络中：她将升华理解为一种修复和重建被破坏冲动撕碎的“好对象”的倾向。[6]
第三，升华与邻近过程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如形成反作用、目标受禁、理想化和压抑。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升华能力对治疗结局至关重要，但他并未具体展示其运作过程。
第四，升华假设主要针对性冲动提出，但弗洛伊德也提到攻击冲动升华的可能性；在他之后，这一问题仍被继续讨论。[7]
拉康在 1959—1960 年度研讨班中吸收升华概念。他强调社会价值或社会承认在升华概念中的作用：只有当冲动转向某种被社会赋予价值的对象或活动时，才可称为升华。[8]
拉康的说明在若干方面有别于弗洛伊德。首先，拉康并不把性倒错理解为力比多的自然释放方式，而是将其视为主体与冲动之间的一种高度结构化关系；这一区别使他更强调语言、幻想和结构，而非生物性的本能释放。[8:1]
其次，弗洛伊德认为全然升华对某些有文化的人是可能的；拉康则指出，全然的升华对个体而言是不可能的。[9]
第三，在拉康那里，升华涉及对象在幻想结构中的位置变化，而不是对象本身的改变。拉康提出，升华并不是改变对象本身，而是改变对象在幻想和象征结构中的位置：升华把一个对象提升到“物”的尊严。[10]
第四，拉康将升华同死冲动联系起来，认为死冲动不仅是一种毁灭性冲动，也是一种从零创造的意志。被升华的对象发挥着一种导致死亡与毁灭的魅惑性力量。[11]
升华概念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被频繁使用。它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说的一项理论要求，很难想象可以完全舍弃它。不过，缺乏一套连贯的升华理论，仍然是精神分析思想中的一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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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 S. (1908). Die “kulturelle” Sexualmoral und die moderne Nervosität. G.W., VII, 150–151; S.E., IX, 187, 189. ↩︎ ↩︎ ↩︎
Freud, S. (1932).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G.W., XV, 103; S.E., XXII, 97; Fr., 133. ↩︎
Freud, S. (1930). 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G.W., XIV, 438; S.E., XXI, 79; Fr., 18. ↩︎
Freud, S. (1905). 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G.W., V, 107; S.E., VII, 206; Fr., 107. ↩︎
Freud, S. (1923). Das Ich und das Es. G.W., XIII, 274; S.E., XIX, 45; Fr., 201–202. ↩︎
Klein, M. (1929). Infantile anxiety-situations reflecte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e creative impulse. In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227–235. ↩︎
Jones, E. (1957). Sigmund Freud: Life and Work, Vol. III. London: Hogarth Press, pp. 493–494. ↩︎
Lacan, J. (1992). The Semina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D. Porter, Trans.). London: Routledge, p. 107. ↩︎ ↩︎
Lacan, J. (1992). The Semina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D. Porter, Trans.). London: Routledge, p. 91. ↩︎
Lacan, J. (1992). The Semina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D. Porter, Trans.). London: Routledge, p. 112. ↩︎
Lacan, J. (1992). The Semina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D. Porter, Trans.). London: Routledge, pp. 212–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