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
= 德：Deutung。– 英：interpretation。– 法：interprétation。– 西：interpretación。– 意：interpretazione。– 葡：interpretação。
解释指通过分析性探究揭示主体言说与行为中潜在意义的活动。它揭示防御冲突的诸种模式，并最终指向一切无意识产物中得以表述的欲望。
在治疗中，解释也指分析家向主体进行的沟通；这种沟通并非孤立地提供意义，而是依照治疗进程与方向所规定的规则，使主体超越其言说或行为中的潜在意义。也就是说，解释既有揭示潜在意义的一面，也有在治疗进程中改变主体与这一意义关系的一面。
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当分析家的话语颠覆分析者在意识层面对某事物的“日常”理解时，便可说分析家提供了一则解释。分析家在治疗中的角色因此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倾听分析者，另一方面也通过向分析者言说而进行干预。分析家的言说包括提问、指示等多种言语行动，但解释在治疗中占有最重要、也最能体现分析特征的地位。
解释是弗洛伊德学说与技术的核心。甚至可以说，精神分析本身即可由解释来界定，即揭示材料的潜在意义。
弗洛伊德最初向病人提供解释，是为了帮助病人回忆起被压抑在记忆中的观念。这些解释并非任意猜测，而是受分析训练约束的推断：分析家根据病人在叙述中遗留、遗漏或回避的内容，推测导致症状形成的东西。例如在早期病例中，弗洛伊德曾对一位病人指出，她并未全盘说出自己向雇主的孩子们表现出强烈情感的全部动机，并进一步说：“我相信你其实是爱上了你的雇主，那位总监，尽管你自己或许对此浑然不知。”[1] 在这一意义上，解释的目的在于帮助病人意识到无意识思想。
弗洛伊德对梦的处理构成了解释的第一个范例和模型。某些“科学的”梦理论试图把梦解释为心理生活现象，诉诸心理活动降低、联想松弛等因素；另一些理论虽然承认梦是一种特定活动，却并未真正考虑梦的内容，更未考虑梦的内容与做梦者个人历史之间的关系。相反，古代及传统解梦书式方法并未忽视梦的内容，并承认梦具有意义。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承认自己与这一传统相关；但他将重点放在象征主义在个人生活中的独特嵌入上，因此又与解梦书式解释方法区别开来。[2]
在《释梦》中，弗洛伊德确立了解释的基本模型。虽然该书明确讨论的是梦，但其中关于解释的说明也适用于其他无意识构形，如过失行为、诙谐和症状。精神分析式解释不同于“译码式”解释：它并不参照一套预先存在的等价系统来赋予梦以意义，而是参照梦者本人的自由联想。由此可知，不同的人即使梦见相同形象，该形象也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物。[2:1]
即使弗洛伊德后来承认梦中存在“象征意义”，即某些形象除具有个别梦者的特殊意义之外，还具有相对固定的普遍意义，他仍坚持解释应首先聚焦于特殊意义，并警告不要高估象征符在释梦中的重要性。[2:2]
对弗洛伊德而言，解释从做梦者的叙述，即显在内容出发，揭示梦的意义；这一意义在自由联想所导向的潜在内容中得以表达。解释的最终目标是无意识欲望，以及欲望在其中体现的幻想。
解释并不限于梦这一无意识的主要产物。它同样适用于无意识的其他产物，如过失行为、症状等；更广泛地说，它适用于主体言说与行为中一切带有防御冲突印记的内容。
在精神分析运动早期，解释很快成为分析家最重要的工具，也被视为在病人身上取得治疗效果的主要手段。由于症状被认为是一个被压抑观念的表达，解释便被理解为通过帮助病人意识到该观念来治愈症状。
在技术意义上，解释指向分析者传达解释。此一含义自精神分析起源之初便已存在。不过，在《癔症研究》阶段，治疗的主要目标仍是使无意识的致病性记忆重新浮现，因此解释尚未被确立为治疗行动的主要方式。[1:1]
一旦精神分析技术开始被界定，解释便被纳入治疗动力学之中。弗洛伊德在《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中明确指出，在分析治疗过程中，释梦不应作为一门独立技艺来实践；它的运用必须服从整个治疗所遵守的技术规则。[3] 因而，解释的时机、形式、表述方式、深度、对象与顺序，都不能脱离治疗进程而孤立决定。解释可有不同深度，可针对抵抗、转移等不同对象，也可在治疗进程中以不同顺序出现。
但解释并不涵盖分析家在治疗中的所有干预。鼓励说话、再次保证、对机制或象征的说明、指令、建构等，虽可在分析情境中具有解释性的价值，却不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解释。
在解释似乎取得显著治疗效果的早期阶段之后，1910—1920 年间，分析家们逐渐注意到解释的效力下降。即使分析家已经针对症状提供详尽解释，症状仍可能继续存在。
为说明这一现象，分析家们转向抵抗概念：仅仅解释症状的无意识意义并不足够，还必须处理病人不愿充分意识到这一意义的抵抗。[4]
拉康则提出不同说明。他认为，1920 年之后解释效力的递减，与分析家自身所激起的某种无意识“关闭”有关。[5][6] 此外，他还批评第一代分析家越来越倾向于把解释奠定在固定象征意义之上，违背弗洛伊德关于不要高估象征符的劝告，从而回到前精神分析的“译码式”方法。这样一来，解释被降格为一套固定公式，病人也很快能够预知分析家会对其症状或联想作出何种说法。拉康讽刺说，这是一种“可以捉弄算命先生的最惹人恼火的诡计”。[7] 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既失去中肯的关联性，也失去震撼价值。
在拉康之前，已有分析家意识到病人日益熟悉精神分析理论会造成技术问题。对此，有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分析家一方更多的知识取代病人一方过多的知识，即要求分析家创造更复杂的理论，以领先病人一步。[8]
拉康提出不同方向。他认为，分析家所需要的并不是越来越复杂的解释，而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解释。因此，他提倡一种“更新的解释技术”，以挑战经典精神分析解释模型的基本假定。[9]
经典解释通常采取这样的形式：把梦、症状、过失行为或联想归于某种并非由病人本人赋予的意义。例如，解释可能呈现为：“借由这个症状，你真正想说的是你欲望着某物。”这里的基本假定是，解释揭露某种隐藏意义，而其真实性可通过病人进一步联想来确认。
拉康挑战的正是这一假定。对他而言，分析性解释不应以揭示隐藏意义为目标，而应以瓦解意义为目标。解释并非指向“有意义”，而是将能指化约到其“无意义”，以便从中找到主体行径的决定性因素。[10] 因此，解释颠倒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通常关系：它不是正常意义生产，即由能指产生所指，而是在能指链层面上运作，以生成新的能指，并引出那些不可化约的“无意义”能指。[11]
因此，问题不是使分析者的话语符合某套预设解释矩阵或理论，也不是恢复“译码式”解释，而是瓦解这些理论化预设。解释并非向分析者提供一则新信息，而是使分析者能够听到自己无意识地发送给自身的信息。这里的“信息”并非一条可由分析家说明白的隐藏内容，而是分析者言语中因能指运作而返回给自身的东西。分析者的言语除其有意识意图外，总包含多重意义；分析家利用分析者言语中的歧义性，使这些意义显现。通常，使解释本身保持某种歧义，是达到这一效果的有效方式。以这种方式解释，分析家将分析者的信息以其真正的、颠倒的形式送回给分析者。
解释的提供并不是为了获得分析者的赞同，而是一种战术性策略：当联想流动堵塞时，解释旨在促使分析者继续言说。解释的价值不首先在于它与外部事实的符合，而在于它能否在分析话语中产生象征性效果。因此，一则解释从事实符合意义上说可能并不正确，但若它具有强大的象征性效果，则可在分析意义上被称为“真实”。[12]
为以这种方式进行解释，分析家必须从字面上（à la lettre）对待分析者的话语。分析家的任务并不在于通过想象性直觉把握分析者的“隐藏信息”，而是在于阅读分析者的话语，仿佛它是一则文本，并注意其形式特征，尤其是反复出现的能指。[13]
因此，拉康频频警告“理解”的危险。他说：“你理解得越少，你就倾听得越好。”[14] 在拉康那里，“理解”（法：comprendre）带有消极含义，因为它暗示一种倾听方式：仅仅试图把他人的言说纳入预先形成的理论。为尽量避免这种危险，分析家在倾听时必须“忘记他所知道的事情”，并在提供解释时做到仿佛对理论全然无知。[15][16]
法语 interprétation 并不完全等同于德语 Deutung。法语词更容易使人想到赋予事件或言语意义时的主观性，甚至带有强加或任意的色彩；德语 Deutung 则更接近解释、阐明，在共同语言意识中，其贬义色彩比法语词弱。弗洛伊德曾写道，梦的 Deutung 在于确定其 Bedeutung，即意义。[2:3]
然而，弗洛伊德并未忽视分析意义上的解释与其他解释性心理活动之间的亲缘关系。例如，二次加工构成做梦者的一种“初次解释”：它试图为梦的工作所产生的元素赋予某种连贯性。某些梦在清醒解释之前，已经经历过一种类似清醒思维的加工；它们似乎有意义，但这一意义与梦的真正意义相去甚远。可以说，这些梦在醒来之后被解释以前，已经被解释过了。[2:4] 在二次加工中，主体处理梦内容的方式，类似于处理任何新颖知觉内容的方式：倾向于借助某些期待表象，将其纳入已知范畴。[17]
弗洛伊德还指出，妄想性解释、迷信中对记号的解释与分析性解释之间存在关系。对妄想症患者而言，一切都可被解释：他们赋予普通人通常忽略的他人行为细节以极大意义，并进行彻底解释，从中得出重大结论。[18] 在解释他人行为时，妄想症患者常表现出比正常主体更深刻的洞察力；但这种对他人的清醒认识，与其对自身无意识的根本性误认相对应。
关于拉康如何处理“解释转移”的问题，应参见“转移”条目。此处仅保留这一提示，因为该问题涉及转移概念自身的技术性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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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 S. (1895). Studien über Hysterie. S.E., II, 117. ↩︎ ↩︎
Freud, S. (1900). Die Traumdeutung. a) 参见第 I 章及第 II 章开头；b) G.W., II–III, 100–101; S.E., IV, 96; Fr., 76; c) G.W., II–III, 494; Fr., 365。S.E. 对应页码待核。 ↩︎ ↩︎ ↩︎ ↩︎ ↩︎
Freud, S. (1911). Die Handhabung der Traumdeutung in der Psychoanalyse. G.W., VIII, 354; S.E., XII, 94; Fr.,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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