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认（德：Verleugnung；英：disavowal，亦译 denial；法：déni；西：renegación；意：diniego；葡：récusa）是弗洛伊德使用的特定术语，指一种防御方式：主体面对某种具有创伤性的现实知觉或其意义时，并不只是简单否认它，而是在某种层面承认它的同时，又拒绝承认它的后果。[1]
在弗洛伊德那里，拒认最典型地与阉割情结、恋物癖、精神病以及自我分裂相关。其经典场景是儿童面对女孩或女性没有阴茎这一知觉时，一方面遭遇这一差异，另一方面又拒认其现实意义，并相信自己仍然看见了一个器官。[1:1]
因此，拒认不是日常意义上的“否认事实”，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防御运作：它使两种彼此矛盾的态度并存，即一方面承认现实，另一方面拒绝承认现实所带来的创伤性意义。
弗洛伊德所用的德语词 Verleugnung 在英语《标准版》中通常译为 disavowal，以区别于 Verneinung（否定）和 Verwerfung（弃绝）。法语中通常译为 déni，而非 dénégation。
用 déni 翻译 Verleugnung 有其理由。相较于 dénégation，déni 语气更强，不仅可指拒绝承认某一断言，也可指拒绝某项权利、利益或应得之物，例如 déni de justice（拒绝司法）。这些含义与弗洛伊德关于 Verleugnung 的用法相契合：拒认并不是一般性的反驳，而是对某种现实或其权利性、结构性后果的拒绝承认。
拒认还应与“否定”（Verneinung）和“弃绝”（Verwerfung / foreclosure）区分开来。否定通常指被压抑内容以“不是我”“我没有这样想”等形式进入意识；拒认则涉及主体对某种现实知觉或结构性意义的同时承认与否认；弃绝则不是承认之后的否认，而是某一根本能指未被纳入符号秩序。
弗洛伊德在 1923 年《婴儿期生殖器组织》中已将 leugnen / Verleugnung 相关用法联系于儿童对女性阴茎缺失的反应。面对女孩没有阴茎这一事实，儿童拒认这一缺失，仍然相信自己看到了一个器官；只有逐渐地，他们才会把阴茎缺失理解为阉割的结果。[1:2]
从 1924 年起，Verleugnung 逐渐以更明确的技术含义出现。1924 至 1938 年间，弗洛伊德多次提及这一过程，并在《精神分析纲要》中给出了较为完整的阐述。[2] 虽然弗洛伊德并未建立一套完全系统化的拒认理论，也未始终严格区分拒认与相近过程，但其概念发展仍有一条清晰主线：拒认首先围绕阉割展开，随后与现实丧失、恋物癖和自我分裂发生联系。
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一些心理后果》中，拒认被用于描述小女孩和男孩。弗洛伊德指出，这一过程在儿童心理生活中并不罕见，也未必危险；但若在成人身上发生，则可能成为精神病的起点。[3]
由于拒认针对外部现实，弗洛伊德一度将其视为与压抑相对立的机制：在神经症中，自我首先压抑的是本我（“它”）的要求；而在精神病中，自我首先拒认的是现实。[4]
从 1927 年起，弗洛伊德主要在恋物癖这一临床情形中阐述拒认概念。在《恋物癖》中，他说明恋物癖者如何让两种不相容的立场共存：一方面拒认女性阉割，另一方面又在某种层面承认女性阉割。[5]
在这些临床情形中，拒认总是伴随着相反态度，即对现实的接受。弗洛伊德指出，让自我同现实的脱离完全实现是很少、甚至大概从不可能的。[2:1] 正是这种双重态度的并存，使他提出了“自我分裂”的概念。
在《防御过程中的自我分裂》和《精神分析纲要》中，自我分裂更清楚地阐明了拒认。恋物癖者的两种态度——拒认女性缺乏阴茎这一知觉，同时又承认这一缺失并从中得出焦虑等后果——在整个生命中并存，互不影响；这便可称为自我的分裂。[2:2][6]
这种分裂不同于神经症性压抑在人格中造成的分裂。其差异主要有两点：
因此，拒认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不知道”，而是“知道，但仍然不承认”。这一点后来成为拉康理解性倒错结构的重要依据。
在弗洛伊德那里，拒认既曾被用于理解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也在恋物癖中获得最清楚的机制性说明。
在关于神经症与精神病的文本中，弗洛伊德将精神病描述为自我与现实之间发生断裂，随后主体试图建构一个新的现实来替代被拒绝的现实。[4:1] 在这一意义上，拒认可被理解为精神病过程中与现实关系破裂相关的机制之一。
然而，在恋物癖中，拒认并不导致现实完全崩塌。相反，它使主体能够在承认与否认之间维持一种稳定的分裂结构：主体既知道女性没有阴茎，又通过物神维持一种“她仍然有”的替代性信念。正因如此，恋物癖成为弗洛伊德说明拒认机制的特权场域。
拒认概念显示了弗洛伊德持续关注一种针对外部现实的原始防御机制。这一关注也可见于他对投射的早期构想，以及他关于精神病中撤回投注或现实丧失的论述。
这一问题更早已在《狼人》案例的某些段落中出现。弗洛伊德指出，狼人身上并存着几种相反倾向：一种憎恶阉割；另一种准备接受阉割，并以女性特质作为替代来安慰自己；还有第三种最古老、最深刻的倾向，它纯粹而简单地弃绝了阉割，并且尚未涉及对其现实性的判断。[7]
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三个重要问题：
如果对阉割的拒认是其他对现实拒认的原型，甚至可能是其起源，那么必须进一步追问：弗洛伊德所谓阉割的“现实”或其知觉究竟指什么。
若被拒认的是女性“阴茎缺失”，那么严格说来，这一缺失本身并非单纯被知觉到的事实，而是在与一种可能存在相联系时才成为现实。若被拒认或更根本地被弃绝的是阉割本身，那么所涉及的就不只是某种知觉，而是一种关于事实的解释性理论，即一种幼儿性理论。弗洛伊德始终将阉割情结或阉割焦虑归因于两种材料的结合：对两性解剖差异的确认，以及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
因此，拒认虽在现实关系中产生明显后果，但它所针对的也许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觉事实”，而是人类现实中的某个奠基性要素。
弗洛伊德对 Verleugnung 的使用相当稳定，但并未严格区分它与其他相关运作。拉康则将拒认纳入一套更严格的结构理论，并将它与压抑和弃绝相比较。
在拉康的结构诊断框架中，拒认被定位为性倒错结构的基本运作。由此，三种机制获得了相互区分的位置：
在拉康的说明中，拒认是主体回应大他者阉割的一种方式。神经症患者压抑对阉割的认识，性倒错者则拒认阉割。弗洛伊德将拒认联系于女性阴茎缺失这一知觉；拉康则将其改写为对大他者中阳具缺位的关系。
换言之，在拉康那里，创伤性知觉不再只是经验层面上看到女性没有阴茎，而是主体遭遇这样一个结构事实：欲望的原因并不是某种在场的对象，而是缺失本身。
拉康进一步将拒认理解为对欲望结构的拒绝承认。创伤性的并不只是一个外部知觉，而是主体认识到：欲望的原因始终是一个缺失。
性倒错者并非完全不知道缺失；他同时知道它，又否认它。他不能接受欲望由缺失导致，于是相信欲望由某种在场之物导致，例如物神。物神由此成为对缺失的遮蔽物，也成为维持欲望场景的支撑点。
在弗洛伊德那里，拒认一词原本较多指这一运作中的否认面向；在拉康那里，它则表示两个面向的共存：对阉割的同时承认与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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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 S. (1923). Die infantile Genitalorganisation. G.W., XIII, 296; S.E., XIX, 143–144. ↩︎ ↩︎ ↩︎
Freud, S. (1938). Abriss der Psychoanalyse. G.W., XVII, 134; S.E., XXIII, 201, 203; Fr., 79. ↩︎ ↩︎ ↩︎
Freud, S. (1925). Einige psychische Folgen des anatomischen Geschlechtsunterschieds. G.W., XIV, 24; S.E., XIX, 253. ↩︎
Freud, S. (1924). Der Realitätsverlust bei Neurose und Psychose. G.W., XIII, 364–365; S.E., XIX, 184–185. ↩︎ ↩︎
Freud, S. (1927). Fetischismus. 原输入未提供完整页码，待核。 ↩︎
Freud, S. (1938). Die Ichspaltung im Abwehrvorgang. 原输入未提供完整页码，待核。 ↩︎
Freud, S. (1918). Aus der Geschichte einer infantilen Neurose. G.W., XII, 171; S.E., XVII, 85; Fr., 389. ↩︎